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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 北大雷喜宁:难忘1979年高考的那些人和事

雷喜宁第749期 年轻的时候,很喜欢路遥先生的小说《人生》,一卷在手,目不转睛,读了许多遍。其中有这样一句话,印象十分深刻:“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特别是当人年轻的时候。”

雷喜宁

第749期

年轻的时候,很喜欢路遥先生的小说《人生》,一卷在手,目不转睛,读了许多遍。其中有这样一句话,印象十分深刻:“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特别是当人年轻的时候。

那时候,对小说主人公高加林有着天然的亲近感,从他的身上能够读到自己的影子。我们都是农村娃,内心深处都有一种奋力改变命运安排的冲动,只是结局不大一样。年轻的高加林经过一番挣扎,不敌社会的风雨,最后回到了起步的山村。我比他幸运,一路从大队小学、公社中学、县城高中,走到了首都北京,走进了北京大学的校门。毕业后留在了京城,工作、生活、娶妻、生子,至今已度过了平稳、顺遂的大半生。

改变这一切的,就在于人生中最紧要的一步:高考!

在青春时期,我这一代人赶上了中国历史扭转航向的时刻,赶上了关闭10年的高考大门重新开启的机会。1977年是“WG”后高考元年,我因划片招生进入宁国县河沥中学读高一。这一年传来港口镇知青陈祥明考取北京大学哲学系的喜讯。1978年夏的高考,河沥中学几位学生被合肥工业大学等院校录取,引起不小的轰动。这些前行的佼佼者让我羡慕,也给我激励。1979年高考政策调整,考生的主体由前两届的社会青年转变为应届高中毕业生,刚刚17周岁的我恰逢其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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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很清楚,这一年高考日是7月7、8、9日三天,这个日子也成为此后二十多年高考的标准时间。那几天里,我和全县的考生一样,顶着盛夏炎热,在考场挥汗如雨迎战考题。如今的高考,场面很壮观,考场标语高悬,警察严阵以待,周边挤满了一脸期待和焦虑的家长。当年的高考则简单多了,很少有家长接送,也没有警察叔叔站岗值勤。考生像平常上课一样,到时来到时走。

我所在的考场是位于城里的一所幼儿园,桌子低,板凳矮,大家好像趴在地上写字一样,一场下来,腰酸腿麻。由于全神贯注做题,考试当中倒是没什么感觉。这里离河沥中学比较远,中午也没有人送水送饭,家在附近的考生回家吃饭,家远的农村考生回不去学校,大多在附近的餐馆买饭吃,囊中羞涩的我,几顿都是买个大馍充饥。

三天很快过去,随着最后一门政治考试结束,我走出考场,正午的阳光明亮耀眼,洒在我略显疲惫的身上,也照进了我的心里。我感觉几场下来考得还行,不由得长长松了一口气。在路遥先生的笔下,高加林高考失利,而我得到了命运的眷顾。后来得知,1979年,全国有468万青少年走进考场,录取约28万,录取率不足6%。我成为这6%当中幸运的一份子,迈出了转变生活轨迹的紧要的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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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这紧要的一步,踏上了时代前进的节奏。在北大求学的7年,我从一个懵懂的乡下少年,完成了人格、学识的蜕变,为后来的工作和生活打下了基础。在这里,我利用图书馆丰富的藏书,如饥似渴地读书,专业知识之外,还阅读了大量文学书籍,部分弥补了中小学阶段无书可读的缺憾。在这里,我遇到了许多过去在报纸上见过广播里听过的名家大师,他们讲课,答疑,引导我进入学问的海洋。在这里,我结识了来自各行各业见多识广的学友,他们入学前是军人、教师、知青、工人,甚至是干部,年龄差距有十岁之多,从他们身上,我懂得了什么是正直、稳重、成熟、豁达。在这里,我经历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风起云涌的政治经济变革在校园激起的阵阵波涛,认真思索未来的人生道路和志向。

“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当年的高考,过去整整四十年了。四十年间,国家的面貌,个人的命运,可谓沧海桑田。我今天拥有的生活和一切,首先要归因于时代赐予的机遇。但在时代的大潮中,若没有许多亲人、朋友和师长们的一路扶持帮助,机遇也完全可能丧失。这许多的人和事,点点滴滴,依然历历在目,难以忘怀。

我的出生地是个叫落果树(也称“六棵树”)的偏僻小山冲,三面环山,南高北低,虽然山清水秀,交通却十分不便,物资进出全靠翻山越岭肩扛手提,百姓的生活普遍艰辛。我家人口多,积蓄少,困难更甚。父亲一辈兄弟三人,加上爷爷奶奶孩子老少13口,共有一幢三间旧屋,拥挤不堪。身为长兄的父亲,为改变现状,也为三弟婚姻创造条件,咬紧牙关,在我小学入学的那一年,盖了三间新房,结果陷入债务缠身境地。为了缓解经济压力,父亲忍痛让小学未毕业的大儿子退学回家放牛挣工分还债,而让年少的我继续上学。

我幼年多病,体质较弱。但凡需要体力的事情,总比同伴差一截;而需要技巧性的活动,往往能够胜一筹,尤其是对书本有天然的喜好。那时家里仅有的书本是毛选四卷和零星的忆苦思甜材料,大我几岁的哥哥有时会带回些连环画,这些我都能读得津津有味。这个优点父母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再苦再累再难,也没有像村里其他一些父母家长那样,让我中途辍学。父母和哥哥肩负起了家庭的重担,给了我读书的机会,让我一直读到高中。终于有一天,时代转折,高考降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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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8月中旬的一天,我从学校拿回大学录取通知书,交给父母,我说我要去北京读书了,他们满脸惊讶,旋即露出欣慰的笑容,喜悦之情溢于言表。母亲不识字,连连问道:“真的吗?真的吗?”我指着信封上落款的“北京大学”四个红色大字,念给她听。平时不苟言笑的父亲,也含着笑轻轻点头。随后一家人着手为我上学做准备。家里没有存款,就卖了一头猪,添了一件的卡外衣,一件的确良衬衣,一双球鞋、一床新棉被。我是第一个穿上时髦的的卡和的确良面料衣服的家庭成员。为了筹集路费和入学通知书上要求的全国粮票,父亲装了几麻袋粮食,一趟又一趟挑到山外的公路旁,用板车拉到城里粮站卖掉换来钱和粮票。一路颠簸,一路汗水,父亲衣衫湿透的背影,至今犹在眼前浮现。

母亲早年失去双亲,十几岁就来到了婆家,心地善良、心灵手巧。记得小时候的冬天,家门前常常有来自皖北打着连响的乞丐,母亲每一回都要送上一碗饭,哪怕家人不够吃也不忍拒绝。母亲会纺线、会织布,纳鞋底、做布鞋也是一把好手。为了远行读书的儿子,白天忙着农活的母亲在昏黄的灯下一针一线精心做了两双厚实的布鞋,这鞋伴随我度过了大学时光,我穿着它们,在教室听课,到图书馆读书,围着波光粼粼的未名湖散步思考。鞋印留在了北大的校园里,也印在了我的心坎上。

在这里还要提及大姑妈家的张华金大表哥。高考前,老师建议学生带上手表掌握时间。那个年代,手表在农村是个稀罕物。临考前几天,父亲出面向几位乡邻和亲戚借,均遭到了婉拒。最后找到了做过矿工的张华金表哥,听说我高考要用,他慷慨地把平常十分爱惜的手表拿了出来。我带着这块表上了考场,比较好地把握住了考试的节奏。几十年过去了,困难之际大表哥伸出的援助之手,依然鲜活地呈现在我的记忆里。回顾高考往事,我要感谢我的双亲、兄长和急难之时给予帮助的亲人们。

在求学的每一个阶段,我都遇到了许多相知相助的同学。高中时不能不提的至少有四位,其中三位是同村的小伙伴,李世奎、唐翠林和王德钊。 当年,我的家离河沥中学三十里,没有自行车,又没有余钱搭公交车,交通工具就靠两条腿。农村的学生大部分住校,一周回一趟家,平时在校都是腌菜就白饭。有时是为了帮衬农活,有时要上山打柴卖往水东镇换取零钱充作学校食堂伙食加工费,有时就是想在家多蹭一顿热菜热饭,我总是滞留到周日夜里动身去学校。正是这三位同村的学友陪伴着我走过了许许多多披星戴月的夜晚。 无论是明月高挂,还是风雨交加;无论是秋高气爽,还是寒风刺骨,他们几乎每一个周日深夜三点左右来到我家,叫醒我一起结伴而行,在沉沉夜幕中紧走慢赶,赶到河沥中学上周一的早自习课。夏天一身汗,冬天一头霜。 去年一张云南“冰花男孩”的照片在网上流传,看着照片,我仿佛就看见了四十多年前秋冬霜降季节皖南山区上学路上我自己的形象。如今回头想一想,真要感谢这几位同乡同学,如果没有他们的陪伴,近三年的时间里,我孤身一人如何走过那些漫漫长夜,如何走过那条通向高考考场的崎岖坎坷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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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位吴敏同学,是城里人,一副白面书生模样,写得一手好字。那时候城里的许多孩子优越感强,往往看不起农村学生,吴敏和他们不一样。我俩入学后就同班,很投缘。他常常在放学后带我去他河沥溪的家玩,他的父亲温文尔雅,母亲开朗热情。这是我毕生第一次走进一个城市孩子的家。他家里有一个阁楼,上面有一些书刊杂志,我俩常常在阁楼上说话、看书、翻阅杂志。这一方小天地,成了我的第二课堂,那些书刊开阔了我的眼界,丰富了我的大脑。后来我们同一年考上大学,假期里我从乡下返校,他家常常是中转站,管吃管喝管住。如今回想起吴敏的谦和、诚实、平等待人的胸怀,吴叔吴婶的平易好客,还有那些翻阅过的图书杂志,心中依然充满融融的暖意。

“新竹高于旧竹枝,全凭老干为扶持。”在成长的道路上,我幸运地遇到了许多好老师,小学时的施家旺、孙又林、崔国炳、熊义才老师,初中的徐薇华、石春阳、易战难、廖春明老师,高中的尹崇之、李世藩、程秋桂、管金根、刘有朋、冯金周、朱松龄老师,等等,他们像辛勤的园丁一样,为我修枝剪叶,鼓励、鞭策、扶持我走正道,求上进。

施家旺老师是我的启蒙老师,是当地远近有名的书法家,家中挂了许多自书的书法条幅,内容有古诗词也有毛主席语录。春节时村民家门上的对联也多是他的手笔。从施老师那里我体会到了汉字的美,引起了练字的兴趣。

小学老师崔国炳教语文,时间不长,却留给了我一个终身符号——我的名字。我原来的名字写作“雷喜林”。二年级入学报名时,崔老师说,你的名字改一改,把 “林”换成“宁”吧。“雷喜宁”,动中有静,无声胜有声,还有爱家乡的意思,有内涵。于是这个名字跟了我一辈子。

徐薇华是我的初中数学老师,身材高挑,皮肤白皙,苏州人,温柔大方,说话慢条斯理,软软的,很好听。她是从城市下放到农村中学的,讲课逻辑性好,条分缕析,引人入胜。徐老师字迹娟秀,批改作业很用心,常常给我鼓励。我初中即住校,空闲时常常跑到她的宿舍看报纸,她也不赶我,有时饭菜烧好了,还喊我尝一尝,这是给我的最高待遇吧。初三的时候,徐老师调到芜湖的皖南医学院了。记得那是一个凌晨,一辆卡车载着她和不多的家具离开了,我躺在学生的大统铺上,听到她和其他老师的道别声,我很想起来和她说再见,又有些胆怯。汽车声渐渐远去直至消失,我感到很不舍,眼睛湿润了。上大学后,我经过芜湖专门去皖南医学院看望她,她很高兴,之后给我写了许多信,谈她的大学生活,现在的工作,鼓励我努力用功,好好学习,不负大好时光。甚至说让我遇到中意的女同学,胆子大一点,主动去追,可惜在这一点上我让她失望了。

高中时的李世藩和尹崇之老师是我先后的班主任,对我一直严格要求,呵护有加,在我身上花费了很多心血,我的高考与他们的教育管束和付出分不开。

1977年冬高考恢复后,河沥中学像绷紧了弦的陀螺,围绕高考教学要求高速运转起来,在不长的时间里,我所在年级进行了多次分班。我先在理科先进班,剩下最后半年了,学校以充实文科班的需要为由动员我去文科班。那时候,有两篇文章风行全国,一篇是郭沫若的讲话《科学的春天》,一篇是徐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影响所及,“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成为一代青年学子的信条,因此,我对到文科班学习很有一些不情愿,是李世藩、管金根老师做通了我的思想工作,后来考试结果说明这真是一个明智的选择。

那个时候,经过十年“WG”,备受压抑的高中老师们好像一下子有了用武之地,青春焕发,活力四射,倾其所学全身心扑在学生的学业上,好像比学生和家长更着急、更担心、更使劲。记得有一次晚自习,我和两位同学溜号到邻村看电影,被班主任尹崇之老师发现了。他平时是个让学生敬畏的严肃的人,那天把我叫到办公室兼宿舍做思想工作,没有大发雷霆,而是大到国家建设,小到家庭生活,近到父母期许,远到个人前程,掰开揉碎,苦口婆心地说了半个多小时,说得我心摇神动,俯首认错,此后上课、自习、做作业,再也不敢偷懒懈怠。

老师们不仅教给我知识,也以身示范教给我做人的道理。没有老师们的精心培育,就没有我的进步,就没有高考的成功,也就没有后来的一切。岁月如流。现在,老师们早已经离开了讲台,尹崇之、李世藩、易战难、熊义才、崔国炳老师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然而,他们当年耳提面命、循循善诱的音容笑貌我一辈子也不会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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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是许许多多和我一样的青年学子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是成长过程很紧要的一步。即使在经济发达的今天,成才的机会多了,发展的道路广了,高考对一代又一代青少年的成长,依然有着无与伦比的意义,依然是保持社会流动性,增强社会活力,给社会各阶层尤其是底层年轻人以希望的不可替代的制度安排。

高考恢复后,举行了四十多届,选拔造就了大量建设国家的优秀人才,同时,我个人也感到,高考制度的一些改变比如形形色色的加分政策,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穷孩子奋斗成长的机会。想当年我的大学宿舍八个学生,四位来自农村,四位来自城市,充分体现了高考的公平性和社会高度的流动性,这样的录取比例在北大,在很多全国重点高校已经多年没有了。今天回望高考,最令人担心的就是它的公平性、开放性。作为过来人,真诚地希望高考制度的改革更加公平公正,更加符合人才成长规律,真诚地期待千千万万像我当年一样来自社会底层的青少年依然能够通过高考改变命运,走向人生更加光明的未来。

当然,大半生的经历也告诉我,一个人生命的高度和全部意义并不完全取决于高考。许多在高考中失利的伙伴,像路遥先生另一部名著《平凡的世界》里的主人公孙少安、孙少平兄弟一样,面对艰难自强不息,在各行各业奋力搏击,成为矢志改变命运的奋斗者,成为时代洪流的弄潮儿。考场能够影响一时,不能决定一世。只要心中有梦,并愿意为之献出心力,或早或晚,总会有梦想成真的时候。

(作者现任国家艺术基金管理中心主任。本文选自宣城市政协编《我的高考记忆》一书)

制作“童达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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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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